参见张明楷：《宪法与刑法的循环解释》，《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18页。

2.一次性给付与持续性给付的共存根据行政给付对相对人是否持续授益，可以将给付方式划分为一次性给付和持续性给付。四、发展型给付与共享型给付的理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

就制度供给而言，发展型给付与共享型给付延伸了公民基本权利国家保障制度。故此，西方传统给付行政中的共享，对应的只是由平等原则间接推导出来的衍生给付请求权，仅具有不受歧视地获得给付的内涵，并非直接源于基本权的原始给付请求权。3.行政性给付与社会性给付的互补发展型给付与共享型给付的给付主体多种多样，不仅包括行政机关及其授权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还包括作出社会捐赠和慈善给付的社会力量。这就意味着，基于国家辅助性原则而设置的给付条件，并未发挥其预设作用，反而出现了应得者未得、不应得者得之的失败给付情形，导致贫富差距加大。*本文原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6期第20-38页。

虽然对公民所为之给付主要是发展利益之给付，对产业发展之促进主要是对集体发展利益之给付，但扶贫并非对集体、公民的给付比例进行平均配置，而是通过社会发展实现对公民给付，再通过公民生存发展利益的提升反过来助力产业发展，实现循环互促。社会主义原则是宪法基本原则，蕴含着维护社会正义、扶助社会弱者的社会平衡理念。[8]这句话反映出改革方案是随着实践逐渐凝结出来的，并不是早有定案。

但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学说，主张《决定》本就不存在抵触宪法之处，何谈修改之有形或无形。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参见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42页。还必须注意的是，在广义的宪法变迁学说或称宪法变动学说之中，宪法解释作为一种改变宪法原文的方式占有一席之地，不论早期零星的域外宪法学引介，还是国内学者对《宪法》第67条释宪制度的强调，都是如此。

[55]See Richard Albert，Quasi-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in Richard Albert Joel I.Colon-Rios ed.，Quasi-Constitutionality and Constitutional Statutes，Routledge，2019，pp.135-155. 黄明涛，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11]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页。

第三，无形修改不是违宪现象，但要真正避免其被指摘为违宪，需要法律上的正式认可，宪法解释或宪法修改都是理想的可行方案。但上文引述的解释论观点并非有权解释或法定解释，也不是关于应当释宪的呼吁或论证，其最大的特点是，基于对宪法的某种理解而获得宪法与其他规范之间的一致性认知，本质上是贡献一种观念，而并不对宪法实务上该如何应对提出具体主张。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改革早期的制度发展过程反映了极为明显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特征，由此生发出来的理论争鸣与沉淀也体现了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和自主的创新能力。最后，事实证明，原来的计划经济条款也确实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如秦前红教授所说，要求修宪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呼声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可抗逆的趋势。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份《决定》正是十二大所预告的改革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22]王瑞贺、魏定仁：《变革政治社会中的宪法变迁和宪法保障——中国宪法在改革时代如何应变、成长和发展》，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1期，第12页。[30]参见蒋碧昆、许来武：《试论修改宪法》，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第2页。例如，改革早期存在一种普遍的、但其实经不起推敲的观念等式，也就是宪法稳定=宪法权威。

最后是关联理论，即本身有独立研究对象与理论功能，但在宪法学整体结构中也可以与变迁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如宪法内容的理想范围——这是引起或不引起频繁变迁的原因之一。再次，该论区分了是否合宪的判断和如何处置这两个问题，强调可不作违宪处置，允许试验。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创新、政府部门的支持鼓励，20世纪80年代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可见、可喜的成果，这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现代化建设行得通。这实际上是一次宪制级别的授权，不只是宪法本身并不具体提供改革方案，就连人大立法也暂时退居相对次要的角色。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阐述。如1982年谢次昌译介一篇日本学者的学术梳理文章，提到1981年有广泽民生所著《宪法变迁论批判》，仅此而已。[25]卫夏：《宪法的无形修改浅析》，载《法学评论》1986年第4期，第39页。[38]进一步考察解释论，还可以发现作为其基础的宪法观——总体上对于宪法的属性与功能的看法——也有值得注意之处，这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同样是充分赞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必然性，却采取了与其他理论不同的分析路径，得出了不同的结论。（6）宪法的恶性规定受抵制而丧失功效。1982年9月，十二大召开，提出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要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

[40]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27]张卫华：《再论宪法的无形修改——兼答倪正茂同志》，载《法学评论》1987年第4期，第8页。

（4）宪法判例引起的变迁。可见发展论是要驳斥这种对立观，并主张《决定》是没有超越《宪法》的，从而维护《决定》的正确性、正当性。

[4]可见，负责修宪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对其所处的重大历史转折背景有着清醒的认知：新宪法是一部支持改革的宪法，也是一部诞生于改革进行时的宪法。[48]在更晚近年代，姜峰教授的少数派声音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主张宪法的功能是有限的、特定的而不是全能的，它为纷繁复杂的公共问题提供了回应路径，那就是诉诸日常的部门立法和公共政策审议过程[49]其他更多思考与观点，在此不做展开了。

[49]姜峰：《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108页。在198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就有人指出，我国采取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正是我国公民要求保持宪法稳定性的反映。张光博教授也注意到日本的宪法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其中包括研究宪法的变迁，但未作概念界定。在当时举国上下已知即将重修宪法之际，他们明确期待这次修改中，若能把纲领性与规范性的比重继续做适当的调整……可能会更好一些，并且指出宪法规范应当明确，尽量采用明确的法律语言，少用政治术语和文学辞汇。

郭教授将宪法变迁与宪法演变两个概念替换使用，定义为未经修宪程序或释宪程序、立法程序，也未对宪法原文做任何变动，只是基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和实务的运作，突破了现行宪法的局限，导致宪法中某些既定国策与规定在事实上的自动变迁。[17]《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44]在九三修宪以前的观念中，宪法典与修正案在形式上被明确区分，宪法典仅指 1982年12月4日由全国人大公布的文本，因此那个年代在称呼现行宪法时还会很严谨地说宪法包括两条修正案。[39]王成福、高广温主编：《改革开放20年重大决策述要》，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在改革的大背景下，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1982年底通过了新宪法，实现了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原有各项宪制规范的系统更新与完善。对此种现象，他称为宪法的无形修改，因为这一规范内涵的改变，既不按法定程序进行，不需要权力机关表决通过，也不对宪法条文作文字上的变动。

总体而言，直率的理论有助于人们直面宪法的有限性和滞后性。八二宪法颁布时，有关经济方面的条文仍然只是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承认市场的作用，经济体制在总体上被规定为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未正面提及商品经济，而社会上已经实际大量存在的个体经济被规定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42]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宪法修改这个问题，应该实现心态正常化。1954年宪法是公认的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但这部宪法给人留下的是宪法短命的印象。

不过从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氛围对于修宪问题是非常慎重的，彭真等负责法制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理论界的大批人士，都不主张轻易修宪。那么，中国的权威政策可否在法学范畴之内找到准确的表达与定位？这个任务在当年完全没有解决，在今天也不失为一项重要课题。

然而张卫华并不认可倪正茂的思路。根据郭道晖教授的忆述，八二宪法实施之后确实有修改恐惧症的存在，这个现象即便在1988年修宪之后也没有太大改观。

一是，宪法无形修改论与宪法发展论都以《决定》与宪法的关系为讨论重点，并且都承认或不否认两者之间的不一致。[5]周方：《经济体制改革与我国现行宪法的稳定性》，载《法学评论》1986年第2期，第9页。